研究日本的缘起

• 。既生性好斗又性格温和；既穷兵黩武又恬淡宁静；既倨傲蛮横又彬彬有礼；既冥古不化又温和善变；既效忠服从又自尊独立；既忠贞又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喜新；他们会十分在意外人对于自己行为的议论，但如果没有人了解其劣迹时，他们又会臣服于罪恶的膝下；他们的军队被灌输绝对忠诚的信念，但却时时有着兵变的野心。
• 社会中的人必须为自己的生活做出一些设计，一些被自己认同的处事方式或者评价方式会成为这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的基本准则。
• 他们就会像互相咬合的齿轮一样，将自己的经济行为、家庭生活、宗教仪式以及一些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如果其中的一个部门或群体出现了相对于其他部门或群体更加激烈的变化，那么在这个价值体系下的其他部门或全体会因为共同的价值体系而受到压力，也正是这种压力才使得所有体系下的成员的行为、思维趋向一致。
• 我们忽略了一个民族的行为是基于这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不断传承、修订的价值体系才形成的，而我们却奢望与这样一套与我们的习惯有着很大不同的行为方式讲求共同的目标或者普世价值认同。

战争中的日本人

• 在三十年代，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前陆军大臣荒木大将在他的一本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已经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四海之内弘扬皇道，虽力量悬殊，但无需担忧。吾等臣民于物质何惧！”
• 不过，日本人确实相信无论是军舰还是大炮飞机，只不过仅仅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一些表面象征，就像武士刀只是武士的高尚道德象征一样。
• 日本人相信，永恒的精神是一切。虽然物质不可或缺，但只是相对次要的，是难以永恒的。就连日本很多广播电台也会经常向它的听众宣称：“没有永恒不灭的物质，所有的物质资源总有用完的时候，这是一个永远正确的真理。”
• 本土的城市被空袭，塞班岛上军队溃败，菲律宾群岛失守，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日本政府只会告诉老百姓：所有发生的事早在预料之中，所以不必有什么担心。无线电中正在广播着十分夸张的宣传，或许政府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日本民众继续相信，所有的日本人仍然生活在一个什么都已经预计到和安排好的世界里。当局认为这个办法能够让民众不必惊慌而迅速镇静下来。
• 在这一信念背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日本人一直坚持的无法取代的主张：不管是什么事，只有我们主动期求的，绝对没有我们被动接受的，更没有什么人能够强加给我们什么东西。
• 美国人的模式就是让自己能够经常应对挑战，并且可以做到随时应战。而日本人的模式则是让自己的所有事情在事先都有相应的安排，对于日本人来说，让他们最为麻烦的事就是事前没有预料到。
• 日本人对于天皇无条件的忠诚和有着无限的崇敬，对除天皇之外的所有人和集体则进行批判，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 他们绝对的背叛体现的并不是无耻和下作，反而把自己忠诚的品格完全地体现出来。就好像在求死不能之后，他们又重新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生命之书，开始了新的忠义人生之旅。

日本的等级制度

• 当然，日本的封建等级制也让德川家康曾经遇到过棘手的难题：在统一日本的战争中，有一些反对他的强藩藩主，他们直到再也没有能力抵抗之后才选择了归顺。他们拥有很强的实力，是威胁德川政权和引起国家动乱的不利因素。他们被称为“外样”，也就是所谓的旁系大名。
• 日本的世袭社会等级除了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外，还有士（武士）、农、工、商、贱民五个等级。其中贱民是人数最多的。最为人熟悉的就是所谓“秽多”，也就是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
• 简单地说，德川时代的所有幕府将军所努力维持的就是让各藩的等级结构更加巩固，让社会中所有的阶级都依附于当地的封建领主统治之下。每个藩国的最高首领是大名，他对于处在自己之下的所有阶级都可以行使特权。而管理大名的是将军，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大名处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将军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大名之间形成有共同利益的结盟或者必须延迟大名跃跃欲试的侵犯计划。在每个藩国边界都设有关卡，严查过往行人，禁止本地女人出境，禁止火炮等武器入境，这样是为了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17]如果没有将军的许可，大名之间禁止联姻，以此防止形成一些政治联盟。藩国之间的通商也受到限制，彼此之间甚至不允许架设桥梁。除了这些明确的命令限制大名，将军还会派出众多密探刺探各地大名有关财政收支的重要信息，如果某地的大名非常富有、仓库充盈，那么将军就会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让这位大名出钱办事，比如让他承担一些土木建筑工程费用，总之要让这些大名财政状况保证在将军安心的水平上。
• 日本人当然不会没有理由地坚持并且相信那一整套复杂细密的行为规范。在这一套体系中，能够为遵循者提供必要的安全，同时也允许体系中的人进行抗议和侵犯，当然这要付出代价，这套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通过一些无伤大雅的调节变得更加稳固。

明治维新

• 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在支持新政府这些如此激烈又得不到人心响应的改革呢？就是那些在封建时代就已经形成“特殊联盟”的商人阶级和下层武士组成的集团。
• 更为有利的是，军队中排、连级单位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地区，彼此之间家离得很近，因此士兵与地方都会有天然的联系。军人之间，军官和士兵、老兵和新兵也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些关系取代了传统上武士与农民、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这使得军队比日本社会其他方面更能起到推动民主进程的作用，也使得这支军队在很多方面能够反映人民的利益。
• 凡是关乎等级特权的方面，日本人敢承担所有后果，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是支持该项政策的，只是在面对特权和等级的时候，日本人不会逾越界限做出反抗。
• 因此，在等级制的日本社会中，巨富是可以存在的，而且政府会对这些巨富大力扶持，授予他们在经济等级制中应有的地位，并与之进行密切合作。但是，如果本身并不属于经济界的特权阶层而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那么日本的公共舆论就会毫不客气地质疑其成功之道。
• 等级制才是日本人的信仰，有等级的区别在日本人看来是合理的。这就像美国人对平等与自由的信仰一样。

背负着历史和社会恩情债的日本人

• 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期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让我们对自己是一个历史继承者的话多少失去了一些自信，但这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认为是对历史负恩、背叛了历史的人。不过东方各民族对历史的态度与我们正好相反，他们总是认为自己背叛了历史，不如古人做得出色。
• 东方人认为自己欠的恩情还包括当前，日常的与人交往也会让他们感到亏欠恩情。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意志和行为都是基于一种感恩的理念。西方人则对于社会的恩情非常忽视
• 因为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时，其含义就等于“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同时会称对方为自己的“恩人”。
• “恩”的本意就是“负债”，但也意味着对于恩情的回报，“恩”还包含着“爱”。我们美国人对于“爱”的理解是不被义务约束的、自由给予的一种感情，这很不同。
• 他只会接受自己“看得起的人”的恩情，而不会接受人品低劣的人的施惠。
• 换句话来说，当这个“恩人”是自己人，也就是在自己的等级世界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人，或者是一些如碰到风刮落帽子帮人拣起之类的这种自己也会做的事，或者“恩人”是一个对我崇敬的人，这样的恩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不符合上述条件的，那么“恩情”只会让“受恩”的人感到难堪和痛苦。

报恩：不容回避的人生主题

• 自从七世纪开始，日本大量引进了来自中国的各种伦理观念，如日语中“忠”、“孝”都是汉文。不过，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对于道德的态度并不像日本人那样绝对无条件。中国对于忠孝都是在一定前提下进行的，因为忠孝之上还有“仁”，这是中国人最高的道德，英语通常用“benevolence”（慈善、博爱）来表示，不过，“仁”的内涵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内容。对于子女，父母应该有“仁”。任何地位较高的人如果不“仁”，那么地位比他低的人就有理由反对他。所以，忠义需要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仁”。能够成为尊贵的皇帝，其前提就是因为他对臣民施行仁政。皇帝手下的各种官员也是如此，需要遵循“仁”的道德标准而行事。在中国，“仁”就是衡量和评价所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试金石。
• [40]日本人虽然篡改并贬抑了中国体系中地位最为崇高的“仁”，但却在吸纳中国体系的同时没有为这个体系找到一个足以代替“仁”的新的道德标准。“仁”作为履行道德的前提和条件，在日本行不通。所以，日本的孝道就成了无条件遵循的义务，即便父母是有着恶行或无德的混账父母，也必须无条件地孝敬。
• 比如，西方人认为，父母对于子女的照顾是出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可是在中国和日本则认为照顾好自己的子女也是对祖先尽孝的内容之一——继续延续祖先的血脉。
• 我们觉得只有充满温馨和慈爱的家庭，才是一个有道德基石支撑的家庭，世界上很多文化体系也是这样向世人展示的，可是日本并不是这样。日本家庭中更为重视的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家族成员心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 回顾一下日本的封建时代，日本人已经习惯了“忠”于将军这个“世俗首领”的义务，而忘记了天皇这一神圣的信仰。这让新时代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如果要完成日本在精神上统一的历史使命，那么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来改变日本人已经习惯的传统。
• 在封建时代，人们所“忠”的对象是没有任何神灵资格的等级制首领，而让日本人把“忠”的对象变成“天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又重新认识到了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天皇是唯一的万世一系的。
• 所以，只需要“这是天皇的圣旨”一句话，就能够唤起普通民众对“忠”的义务，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有这样的号召力。

“情面”：事关名誉的义务

• 应该这样解释日本人对于“情面”的照顾。对主君的“情面”是尽忠；对自己名誉的“情面”则是对侮辱进行复仇。这是盾牌不可分的正反两面。

名声的价值

• 复仇只是他们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所采取的措施之一，除此之外日本人还会选择一些稳重的克制行动。一个自重的日本人一定有着坚忍的性格和自我克制能力，这也是包含在“对名誉的情义”范围之内的。
• 日本人从来不会对自己进行这样的劝说：如果自己没有觉得受辱，那就不算受辱；他们也不会想：正是因为自己的不检点所以才会受到侮辱。
• 现在的日本小说大多所描写的就是一个有教养的日本人是如何不安地面对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的故事，这能反映很多日本人的情绪。在小说中，主角对于一切不满，讨厌日常生活，讨厌家庭，讨厌城市，讨厌乡村。这种情绪不是因为自己的理想没有实现，而是在理想的目标面前，自己的努力太过渺小。
• 与美国人认为自杀只是对绝望的屈服和自我毁灭看法不一样，日本人非常尊重自杀，并觉得自杀完全能够做到光荣和有意义。
• 可是在现代，类似抗议性的自杀更像是一种为信仰的献身，或许是因为自己的主张没有被采纳，或许是为了反对某一协议，抗议者往往选择自杀，而这些令人动容的行为又往往影响舆论的倒向。
• 其实最为代表性的日本人的情绪，是在强烈的献身精神和极端的厌倦情绪之间摇摆。
• 他们摇摆于顽强努力和消磨光阴、极端消沉之间。现在的日本最为重要的事情是维护战败之后的“名誉”，他们觉得如果选择以友好的态度对待曾经的敌人就能够保证自己在战败之后的“情面”。

日本人的享乐

• 日本人认为，像别的“享乐”一样，我只要把“性”放在人生中不重要的位置上就可以了。追求“享乐”本来没有罪恶，性既然是享乐的一种，追求性也就没有什么罪恶，这与伦理道德是两码事。
• 日本人这种几乎与西方截然相反的“追求享乐”的观念，从根本上把西方人认为的人生中充满了肉体和精神两种力量对抗的哲学所推翻。
• 他们认为，日本人是性善的，日本民族的德行可以信赖，因此不必与自己的性恶进行斗争，人们只要让自己的心灵纯净，在不同的场合中让自己的举止行为得当就足够了。日本人更加强调的是自己的修身而不是与恶的力量进行斗争，只要让自身没有污秽，那么“恶”就可以从自身清除，而人的善性也就会散发出光辉。
• 日本人对于享乐的态度就是暂时全身心地享受只是严肃生活之外的一种消遣，若是把享乐当成一件若有其事的郑重之事，甚至把它提高到和国家与家庭的恩情相当的地位，那是十分不可思议的愚行。

道德困境

• 日本人却是喜欢那种在亏欠恩情和悖于名分又无法调和的艰难处境中只好一死了之的主人公。世界上其他文化中多数是用这样的悲剧故事教人屈从于命运，而日本却相反，通过这样的故事赋予观众启迪主动精神和磨炼坚忍意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