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喧嚣

连接真实,连接过去

《小镇喧嚣 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SAM0TA / 2022-05-20


书籍信息


引子

干部“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在内陆乡镇,专业和知识大多意味着中小学教师。

“如果一个乡镇政府的食堂到了中午却没有多少客人,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济就没有指望了。”


一 迎检,迎检

乡镇政府一年少说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应对各种检查。要检查就离不开各类统计报表和数据,上级政府每一个职能部门为检查设计一张表格,到了基层就可能衍化成好几十张表格,一项检查5张表格、几十个数据,到了乡镇所要对付的就是数十张表格和数不清的数据,而电脑普及所带来的表格制作的方便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数字化管理的泛滥趋势。结果,检查一来,乡镇干部就得为对付和琢磨各类账、表、卡、册上的数据及各类宣传标牌费尽心力。

各地中心工作可以简单理解为围绕各种任务而展开的对乡镇工作的检查考核,以及乡镇对这些检查考核的积极应对。

在乡村调研,经常能看见这种双方都深知对方利益和态度底线的柔性化人际磨合,而非国家和社会二分性的权力对撞。

荣敬本等人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让利,县乡管理体制开始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集中动员型体制向分权的压力型体制转变,其具体表现是分层化的政治承包制。即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各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有达标,就视其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他们认为,压力型体制的运行大致分为指标、任务的确定,派发,完成和评价四个阶段。


二 不开发 政府怎么办

我们知道,无论是动员型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与行政运作方式,都是权力集中化的一种表现,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后革命的政治运动时期也是如此,正因为有了权力的集中(它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才可能通过上级的文件下达及下级的宣传动员与贯彻落实这样一种序列来实现政治与行政目标。

作为集权型管理模式的一个变种,压力型体制与动员型政治仍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仍然必须依靠后者来运转,以确保中心任务和目标的实现。此时,通过高度的动员而非惯常的体制运行,或者说在惯常的体制中加入高强度政治动员的因素,将自然成为县乡领导行为的首选。

我们的农地制度存在缺陷,法律允许的,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按规定土地属于村集体,只有村组织才有权代表村民与开发商打交道,但在农户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村一级实际上难以集中村民的意志,开发商对村里的权威性缺乏信任,也不愿意与村庄直接打交道,他们更愿意找政府。但政府对开发的卷入和土地的操纵缺乏法律依据,这就带来一个麻烦,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规定,尽管并不能够阻碍政府的进入与支配,却给农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维权提供了武器,加之近年来中央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鼓励对农民权利的维护,这样,这种法律规定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却好像成了专门制造麻烦的武器。

可见,无论在大集体时期还是分田单干时期,农民都以各种方式与国家博弈,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少缴公粮和赋税

相对于对征收的望而却步,无论政府还是村庄都对开发寄予着某种共同的利益期望,也许正是这种共同的利益期望促使汪书记采取了较陈、罗二人更加官方化的立场,也更为自觉和主动地扮演起基层政权代理人的角色。


三 要钱是孙子,无钱是羔羊

结果,大多数专管员收税时照样还得回过头来重新寻求乡村干部的支持,而且实际上还得由乡村干部们唱主角,专管员所能做的,最多就是负责收钱和开票。但是,上级在考核财政任务时,仍然是以乡镇和村为单位,完不成任务,也仍然要追究乡镇政府和村里的责任。这就等于说是将乡村干部的权力取消了,责任却没有丝毫的减少,由此也就增加了征收的难度。

从政治稳定的角度看,底层精英的不稳往往是促成弥散状态的底层不满被转化为实际社会对抗的关键因素,因此也是更加不可取的政策选项。

他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采纳那种具有“意识形态正确性”却缺乏可操作性,或者说从根本上就是在添乱的取消乡镇政权和将多余干部打发回家的整体式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名为改革,实际上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革命”式颠覆,如果有哪个当权者采纳这些方案,将是政治上的幼稚和低能),而只能采取控制基层干部现有编制,花若干年的时间,用自然退休去逐步消化基层政府臃肿的这一更为温和务实的点滴式慢性疗法。

改革派和革命派,谁更可取。当前社会风气太过左倾,过分鼓吹革命,过分贬低改革,甚至认为那是一种对当下的姑息和既得利益者的阴谋。

在权力和责任并不均等的现行体制下,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也更宁愿以下层在政策推行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去提醒政策制定者完善和调整该政策,而不愿意以违背上级意愿的方式,通过更为前瞻和主动的方式进行预先的忠告和进言

其实,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渠道,政策制定者们都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税费改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反而会给地方基层造成新的财政危机这一局面。因此,只有当这一政策的推行本身将问题或问题的前景逐步清晰地展现在决策层面前的时候(这就是学界所称的“倒逼”与“反倒逼”的博弈。参见李芝兰、吴理财,2005),他们才最终做出了彻底取消农业税的决策。

因此,在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被消解之后,面对农民大量和普遍存在的与政府的逐利和博弈,我们要么先入为主地将农民视为遭受政府和干部欺压盘剥的社会弱势,而去苛责干部鱼肉百姓和野蛮横行;要么因为缺乏分析复杂社会状况的理论框架而陷入严重的盲视;或者就是因为单纯地同情弱势而根本不愿意去正视农民作为社会角色之一部分而普遍存在着的阶层性弱点。结果,基层乡村干部在农村工作中所实际遭遇到的种种真实问题和真实困难,却反而会因为缺乏与主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理论表达框架而或者被社会中上层(包括政界和知识界)所曲解,或者干脆就处于“失声”与“消失”的境地。

孙立平、郭于华曾经讨论过类似于皮副镇长此刻在范家坝村所使用的这一类“讨饭战术”,他们把乡村干部通过自我矮化、情境错置和拟亲缘化等极富“人情味”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应对农民日常形式反抗的权力技术称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并分析这一权力运作方式转变的基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下总体性国家权力的衰变,使传统“硬武器”的运用遭遇效用边界问题,因而乡村干部不得不转而寻求非行政化和非正规的民间权力技术去实现国家意志。

这一章最后一节记录了村政府和开发商谈判的过程,很精彩


四 播撒希望

五 周旋于商民之间

这一章记录了很精彩的政府与开发商在利益分割上的谈判事例

六 媒

(此章提到霍布斯的“利维坦“国家,可以参见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

七 “可嫌”的农民

八 僵持

九 基层的理性

十 又是一轮收钱时

十一 了结难题

十二 利益相关

十三 新的年轮

十四 未完的结局

十五 幕落幕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