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 《佛教史》
SAM0TA / 2022-01-28

《佛教史》杜继文
作者: 杜继文
标签: 2021年
序
- 宗教生活要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制约
- 因此,科学的认识宗教,研究宗教,唯一正确的方法是用历史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说明历史。
第一章 佛教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前 6 ——前 1 世纪)
佛教产生的时代背景
吠陀时代——吠陀时代指哈拉巴文化衰亡后,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并将这一时段的史料保留在《吠陀》及解释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两部史诗中,故称作吠陀时代。
佛教产生于前 6 ——前 5 世纪 这一时期的印度,经济空前发展,社会变化剧烈,是一大特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繁荣,国家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统治,王权由此日益扩大,国王被认为是**“人中最上者”**,连智者也为之倾倒——“智者下劣,有权者优越”。 释迦牟尼——迦毗罗卫国
释伽牟尼
名:悉达多(目的达到了的人)姓:乔达摩(最好的牛),生于迦毗罗卫城。释伽牟尼为教徒敬称,意为“释伽族的贤人” “佛陀”,简称“佛”,意为“觉悟者” 三转法轮时,佛陀主张“中道”原则,避免极端苦修,反对任情纵欲
早期佛教基本教义——四谛说
早期佛教对于沙门关心的本体论问题不愿考虑,因为首要问题是人生解脱问题,讨论本体无益。
苦集说明人生本质和形成原因,灭道说明人生解脱的方法
前者解释世间因果,后者创造世间因果
苦
人有“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三受皆苦
人有“八苦”:生、老、病、死(自然过程是苦)、忧悲恼、怨憎会、恩爱别离、所欲不得(主观愿望不能满足是苦)
集
集谛可概括为:五阴聚合+十二因缘+业报轮回
-
五阴聚合:阴也译为“蕴”,意为“积聚覆盖”。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宇宙万物是由多种元素集合而成,“有情”则由五蕴组成。
- ”色“——”质碍“,色蕴包括:四大(地水火风)、四大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感觉器官的感觉对象(色深香味触)、无表色(起质碍作用的精神现象)
- 受——领纳,相当于“感受”,受蕴有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
- 想——取像:思维活动
- 行——造作:思想中支配人行为的因素,如目的,意志。
- 识——了别:一切认识活动赖以发生的精神主体,“六识”:眼耳鼻舌身意 后四蕴简称“名”,五蕴又称“名色”,泛指一切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
“有情”只是五蕴的集合。所以“有情”没有独立永恒的实体,即——“人无我”(“我”是独自自在的绝对自由的永恒精神体)
- “十二因缘说”:解释世间现象发展变化的原因 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事物普遍联系;万物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 变化和联系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生成,这个条件就是——缘。因缘中**”因“——诸缘中起决定性的条件**
第二章 佛教大乘和小乘的确立(前1——3世纪)
大乘佛教的酝酿和兴起
地点:案达罗王朝(南方)、贵霜王朝(北方)、吠舍离(恒河平原)
-
案达罗王朝的大乘思潮
背景:巽伽王朝改变阿育王政策,复兴婆罗门教。佛教得不到当权者整体支持,转而向中下层发展。
案达罗地区本是大众部大天系统(制多山部)活动范围,对“制多”的崇拜,推动了建塔和供养塔的民间信仰。贬低阿罗汉,神化佛陀,提高菩萨地位。
-
斯里兰卡佛教的大乘思潮
起源:无畏山寺派。阿巴耶王为报答摩诃帝沙长老建造无畏山寺
无畏山寺和大寺的分歧:
- 出入世俗人家
- 主张“常我”存在,贬低早期佛教“无我”学说
-
西域的大乘思潮
巫术化:佛教走向民间重要标志
- 安世高(安息人):
- 支娄迦谶(月氏人)
- 支谦(月氏人):《维摩诘经》
- 竺法护(月氏人):《正法华经》
贵霜王朝强盛时期,影响远及于阗。于阗佛教在公元前即流行,小乘佛教得到王室支持,占统治地位,大乘佛教被视为婆罗门外道,没有完全取得合法地位,但在社会上的流通,已经不可遏制。
犍陀罗和湿迦弥罗的佛教
有部的哲学是整个早期佛教的理论总结,因而被认为是小乘的真正理论代表
说一切有部的哲学体系
有部哲学入门——“法相”分析:法是事物质的规定性,或谓之“自性“;”相“指事物相貌,即现象。法相就是本质和现象的统一,是一切认识必须直面的对象。
现实的特定事物由其“自性”决定,有什么样的“自性”,就有什么样的事物。**“自性”是永恒不变真实存在——即为“有”,具体事物——即为“空”。自性蕴含转变为具体事物一切可能的独立实体,现实世界则只是它的自性在因缘条件下的自我显现。
有部哲学的基本命题由「概念语言」推演而来,提炼为「三世实有」和「法体恒有」。
「有」是一种超越时间的真实存在的实体。事物的分类永恒,描述这种分类的概念必然永恒,描述概念的语言必然永恒,由此推知,一切语言概念都是永恒且真实存在的。
有部用这种观点着重说明众生的本质,成了论证早期佛教的核心「人无我」的基础理论。
- **有部哲学意义:**丰富早期佛教的「因缘说」,从单一的「十二因缘」说向多因缘说过渡,使之成为另外一个系统。事物生成的条件为「六因,四缘」因缘不是事物表现为能产生结果的那些关系和作用,而是独立存在的实体
> 因缘生成事物,「有为四相」(生,住,异,灭)使事物运动
- 有部哲学的直接目的:为早期佛教的「业报」学说提供理论说明。「惑业」的不同,使本来独立存在的自性聚合并产生差别,「惑业」也就是因缘。为使「业」改变,就必须进行宗教修习和道德实践。于是,对「有为法」分类——「五位七十五法」。
天竺佛教
耆域 第一个由海路进入中国,由陆路返回天竺的印度僧人,也是记载第一个同时完成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人
公元前后,大乘佛教遍布,但是没有组织,其中一类叫「般若经」的典籍,讨论的面最广,理论色彩最浓,占当时大乘思潮主导地位。
最早般若经类《道行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和《放光般若经》(大品般若经)
《金刚经》否定一切。特别抨击「声闻弟子」
《小品般若经》——「假有」「性空」。相比《金刚经》提出「方便」「善巧」,使佛教极大世俗化,影响深远。
维摩诘。《维摩诘经》:「秽土即净土,无秽土即无净土」(佛国论)。➕「如来种」(佛性论)
不二法门:以「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自性空」为纲领,将出世和入世统一起来,为大乘的积极入世做解释。
龙树和提婆
「大乘中观派创始人」、「千部论主」
二人时常采用巫术弘扬佛教和战胜论敌
中观思想的基础结构
思想纲领:《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三论」)
主要思想:注重从人类的认识层面解释般若性空(「八不」颂)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
世间「不生」,根本无生,故「不灭」。 「一」和「异」可以同时存在,故矛盾,矛盾即为虚妄。
因为人类无法达到客观的真实性,所以认识只有相对意义,真理只有实用性而无客观性,从而走向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自性空」和「是假名」相统一,这种关系即是「中道」,以「中道」的观点认识世界处理问题,即为「中观」
发展般若方便思想:提出「二谛」思想——「世俗谛」➕「第一义谛」。二者均为真理,只有认识层次高低区分,可以互相全部否定,体现为双重真理论,可以容易为各个阶层处境的人接受,所以「二谛」说为此后大乘学派和大部分小乘接受
**意义:**发现认识和对象,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揭露有部和世人把概念凝固化和单一化的偏颇
大乘佛教的一般特征
大乘思潮最初被攻击为外道邪说。基本特征为积极参与和干预世俗生活,把「方便」提到和教义并重。经常带有各地的民族色彩,并产生各自的法门。内容繁杂,各个法门之间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甚至相互矛盾。
大乘不公开斥责早期佛教,对最早派别称「声闻」,对自觉者称「缘觉」(合称二乘)。实际贬低早期佛教为「小乘」
最早对大乘佛经——般若经类
特点:
- 强化佛陀崇拜,构造佛本生(法身,报身,色身)
- 弘扬菩萨和菩萨行(解脱众生以求得解脱自我的践行就是「菩萨行」,发誓从事「菩萨行」的佛徒就是「菩萨」),菩萨的基本精神——慈悲喜护(四等心)➕成就「无上菩提」高于涅槃。菩萨行的基本内容——「六度」
- 提倡内外调和,容纳多种信仰:《法华经》「会三归一」;净土经类构建理想王国;秘密经类记载法术
佛教向中国的初传
传入中国时间:
- 学术界:汉衰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
- 佛教界: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最早见于《牟子理惑论》和《四十二章经》
《四十二章经序》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但都未说明感梦求法的确切年代。袁宏《后汉纪》及范晔《后汉书》等正史,亦未记其年月。后来则有永平七年(见《老子化胡经》)、十年(见《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三年(见《汉法本内传》)、十一年(见陶弘景《帝王年谱》)等多种说法。至梁《高僧传》,更称汉明帝于永平中遣蔡愔等往“天竺”求法,并请得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译《四十二章经》,建白马寺。于是佛、法、僧完备,标志着佛教在汉地真正的开端。
但是,这类记载不仅神话成分居多,内容也相互矛盾。事实上,《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永平八年(65),佛教在皇家贵族层已有相当的知名度,不必由汉明帝才开始感梦求法。
- 汉武帝时传入(魏书·释老志)
总之,佛教应在两汉之际,公元前后传入汉地。佛教在中国内地是作为谶纬方术的一种发端,处于依附道教的地位。
初传的佛教译著
**安世高(安息国):**系统译介早期小乘经典。
道安用「禅数」概括其佛学特点。禅即禅定,数即事数。安世高影响最大禅法——数息观。「数」集中体现在《阴持入经》
支娄迦谶(月氏人):
《道行般若经》,大乘般若学传入中国的开始。怀疑论倾向和否定一切权威的批判精神。
《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都是讲大乘禅法
假若说,两汉之际佛教是依附于儒学方士,到桓灵之世又成为道教方术的补充物,那么《理惑论》则同《老子》五千文站在一起,依附儒典七经,重点转向抨击道教的神仙长生术。佛教在汉魏之间,已经与道教明确分家了。
佛教的黄金时代(4~6世纪)
印度的笈多王朝
320年,笈多王朝建立。总体支持印度教的发展,该王朝时期,婆罗门教复兴。但是,对宗教持宽容态度,允许自由信仰,因此,佛教依然遍及全印度,持续高涨。
北印佛教
法显(《佛国记》),399年由长安出发,411年回国,412年在崂山登陆。
根据《佛国记》记载,北印佛教依然以犍陀罗为中心,多为小乘学者,供养佛遗物的行为也极多。
中印和东印佛教
- 中天竺国家(摩偷罗,摩揭陀):寺院经济发达,僧侣生活发生根本变化。形成大小乘佛教杂居的情况。
- 拘萨罗国舍卫城、迦毗罗卫国等:佛教冷落。
斯里兰卡佛教
309年后,斯里兰卡佛教第二次分裂,无畏山寺分裂出衹陀林寺派,倡导中观,形成三足鼎立。
488年,狮子国觉音《善见律毗婆沙》传来南齐,其中「众圣点记」,是确定佛灭时代的重要依据。
觉音的代表作是《清净道论》,《清净道论》用戒、定、慧三学组织佛教全部学说和实践,确立了南传佛教独具特色的禅法体系:持戒是修禅的前提和保证,修定在于对治贪、瞋、痴等诸种烦恼和观想思维早期的佛教教义,由此证得佛教真理,达到所谓无相、无愿、空的「三解脱门」,此即谓之「慧」。「三解脱门」也是大乘系统看重的禅法,不过《清净道论》更发挥了小乘佛教对于禅心理和禅过程的细腻分析,相当烦琐。
印度小乘的新发展
婆罗门教的复兴,加速了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小乘佛教在教理上也出现变化,用「阿毗昙」的方法重新组织已经固定的三藏体系。
彼时,小乘有四大派:大众部、上座部、有部、正量部➕经部
正量部
三弥底耶
正量部是与大乘思想联系密切的小乘派别,特别接受了菩萨行的入世和救世思想。但对与其同时兴起的瑜伽唯识学说,则取批判态度。正量部强调境在心外,心外有境;心之取境,是直线式的反映,不经过任何中介。显然,正量部的说法是符合常识的,但失之于粗糙。
正量部坚持犊子部的补特伽罗有“我”说,同时发展了“业力不失”的宗教观念。它认为,在“业”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有部所主张的那种“意业”,而是表现为语言行为的“表业”,也就是说,它不赞成动机论,而是把直接造成实际后果的言论和行动放在第一位。
经部
创始人:拘摩罗多——譬喻师(用寓言故事解释佛经的法师)
《成实论》
作者:诃梨跋摩(师子铠)
全论按“四谛”的结构组织起来,鲜明地突出了以人生为“苦”的悲观厌世思想,及解脱方法上的禁欲主义倾向。
它把人生诸苦和流转生死的最后源归为「无明」,解脱的根本途径是用「真智」灭「无明」。所谓「无明」,它定义为「随逐假名」之心,即完全按名言概念支配自己全部行为的观念体系。假若能用「空心」(视名言概念为“空”的观念)灭除「假名心」,再用「灭空心」灭除「空心」,即可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无余涅槃」。这种观点,类似大乘般若学所讲的「空亦复空」的主张,特别是它还引用了提婆《四百论》中的两句话:「小人身苦,君子心忧」,所以有受到龙树、提婆思想影响的明显痕迹。
以空心灭无明,灭空心去除空心,即达到无余涅槃
它还强调,「心性」是后天形成的,从而全然否定上座部主张的“心性本净”之说。
但是,由于全论的立足点是放在治「心」上,对于认识对象自身的真假问题极少置言,甚或认为色、香、味、触所谓“四尘”是实有的,所以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有部的哲学影响,它的涅槃说也与大乘不能相容。
它驳斥有部主张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皆为「一切有」的主张,否定“三世实有”的根本观点,同时证明,认识发生的过程,应该是「根」、「境」在先,「识」属后果,纠正有部「识必有境」的观点,更增加了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倡导这些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胜受(室利罗多)。
新有部
世亲
《俱舍论》:有情世间➕器世间,完善了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三千大千世界。
在讨论世间及其差别的原因时,《俱舍论》归结为“业”与“随眠”。“业”的本质是指令意识起造作功能的“思”,“随眠”指“贪瞋痴”等“烦恼”(惑)的潜在状况。在“业”与“随眠”之间,“随眠”又被视作决定世间诸有的根本因素,而“业”则是实现它们的根本力量。
正因为如此,它把出世之道归结为克服“业”与“惑”的“智”与“定”,显示出它在宗教实践上侧重于“治心”的倾向。
《俱舍论》采取经部教义,主要在于纠正有部把一切法说成皆是“三世实有”的荒唐性,但不否认确有永恒不变的法体存在。其结果,又进一步发展了有部的学说。
《俱舍论》承认“心不缘无法”、“心必有境”,所谓有此心必有此境。《顺正理论》发挥这一重要主张,认为过去、未来虽然没有现实的认识生起,但作为认识对象的法体必然存在,因为过去的认识是由它引生的,未来一旦心生,仍须以它的先验存在为条件。《顺正理论》对于“一切法三世实有”这一命题的新论证,在方法上,上与柏拉图证明理念的实在性相近,下与11世纪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相似。这种认为没有客体的存在就不会有主观的存在的思维方式,有相当的普遍性。但它又肯定,“所缘缘”先于“能缘”存在,实际上承认事物先于认识,客体先于主体,带有朴素唯物论的倾向。
佛典本是民间创造,只要有需要,都可以以佛的名义编纂出来。这种趋向在龙树提婆之后愈演愈烈,是大乘思潮愈加庞杂。
大乘佛经的续出
- 华严经类
大多出自于阗,并在于阗定型。
-
强调佛法高于佛身。
-
对毗卢舍那佛的崇拜超过释伽牟尼佛。
毗卢舍那——「光明普照」。出自佛徒对佛陀的赞美以及受到祆教和摩尼教的影响
-
突出普贤和文殊师利。
「普贤行」是「菩萨行」的范本,文殊是引导佛徒实践普贤行的典范
华严经塑造「善财童子」,号召信徒深入一切阶层。广泛学习,成就「一切智」
-
提出个别和一般,部分和众生的关系(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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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均有如来智慧,宣扬向内心反求
-
「一切诸法,皆由心造」
-
大集经类
昙无谶、竺法护、那连提黎耶舍
突出特点:吸收各民族的鬼神崇拜,改变佛教固定观念,鬼神具有异于人的特殊超能力。决定命运的业力的地位减退。
把咒术列为必修科目,与戒定慧并列。
- 大涅槃经类
特点:
- 否定唯有诸法本性空寂,确立佛是真实的「有」(常乐我净)。纠正小乘以涅槃为死亡的悲观思想,和中观以涅槃为虚妄的虚无主义。
- 提出命题:肯定「众生皆有佛性」,否定「众生皆能成佛」
意义:完善神学体系,发展有部思想(存在由「性」「名」「理」构成的真实世界)。
- 胜鬘经类
**特点:**创造和发挥「众生皆有如来藏」。但相比佛性论,如来藏是世间得以建立和维持的依据。
胜鬘夫人——在家女菩萨,「普光如来」
- 唯识诸经
提倡「心造诸法」的大乘唯识学
- 确立「唯识无境」的基本命题
- 勾画「识」造「境」和识「境」的具体过程:六识扩大为八识
- 以「三自性」分析法相
瑜伽行派
组织唯识和法相学说,并加以弘扬发展
创建者:无著、世亲(传说 弥勒)
署名弥勒的论著共有5部,所谓“弥勒五部”,其中规模最大的《瑜伽师地论》100卷,唐玄奘译;其基不思想集中在前50卷的《本地分》,而《本地分》的中心则是《菩萨地》。
释迦文佛预言,在久远的未来,弥勒将要由兜率天 降生,后于夜半出家,在龙华树下成佛,三次集会说法,所度阿罗汉均系释迦弟子。
佛教的黄金时代(4-6世纪)
三国,西晋的佛教
三国时期,般若学开始兴盛,是佛教作为纯理论进入中国上层的开始。魏吴两国已经有相当广开展讲习《般若经》。
魏的佛教重视译介戒律,反映出僧侣数量多需要整顿内部秩序。
建业的般若学更加发达,主要弘扬者是——支谦
支谦
原籍——月氏
从竺法兰受戒
《大明度无极经》(改译本,雅顺而不甚忠于原文)➕《维摩诘经》
《维摩诘经》同《般若经》的空观思想相通,在蔑视世俗正统观念和批判小乘出世间苦行方面,同样激烈,但更表现得玩世不恭,很便于为贵族的纵欲主义辩护。它认为,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入世间,解救众生,所以修道。
康僧会
第一个从南到北传播佛教
其传教活动为江南佛教的开端
《六度集经》:以菩萨行发挥儒家「仁道」
竺法护
东晋,十六国佛教
- 前秦苻坚俘道安
- 后秦姚兴重视佛教义学,迎鸠摩罗什到长安。不崇信灵异之说(一大进步)
- 北凉请昙无谶译经,开创密法的实际传播。
泰山成为早期佛教的一个传播据点(僧朗)
佛图澄的传教
以「神异」著名,为中国佛教密教的先声
为「石勒」崇信
劝诫君主不要滥杀无辜
弘扬并严格实践「戒学」
佛图澄的传教第一次将巫术和参政同佛教结合,使佛教成为中国历史第一次为君王信奉
释道安的传教
- 北方战乱时期传播禅数之学
此时颠沛流离,弘扬小乘佛教
一面服膺佛教教义,一面将佛教安置在老庄哲学基础上
**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神通幻想+干预社会的理想+严于受戒)**
正统观念强,行文常怀悲壮
沿江分散徒众
「度己度人,依附君王」,这种思潮在道安这里成为主流
2. 襄阳弘扬般若学
襄阳为东晋抗胡的前沿阵地
将「智度」提到最高地位,放弃用禅数概括佛教全体
「御大净而万行正,正而不害诸有」
- 晚年在长安译介「毗昙」
贡献:
- 确定佛教依国主成立的原则,强化政治色彩
- 总结佛教传入中国历史,区分本土经典和外来经典,促进佛教中国化。总结佛经翻译经验「三不易、五失本」。
早期崇尚「格义」,晚年以玄学解佛经。
- 制定僧尼规则,加强了戒律效果
- 统一以「释」为姓
- 倡导弥勒上生信仰
手印菩萨
鸠摩罗什的传教
传教不重政治和灵异,重视义学
知识僧侣成为玄谈的理论创立者
鸠摩罗什翻译佛经,一方面顺从中原习俗,偏向简约,同时,也夹杂着自己的哲学思想——批判「诸神不死」
鸠摩罗什所传的中观思想,尤其突出怀疑论。否认通过语言概念认识真理的可能,否定人的认识能力。甚至否定佛和彼岸等的存在。
此时形成了由国家委派僧官的管理制度,肯定了佛徒自己从事生产劳动
更大的发展了中国化的佛教理论。
东晋佛教
概况
- 帝王贵族普遍向名僧请教。向秀,郭象注《庄子》,创立崇有派理论,东晋玄学理论重心走向佛教义学。
- 名士崇拜佛教,一部分放浪形骸,接近大乘空宗;另一部分注重调和与儒家的正统观念,倾向有宗。
- 佛寺兴盛,皇室贵族争相修建寺庙
- 佛法开始和世俗礼法产生矛盾(何充上书,认为五戒有助于王化)
般若学盛行
鸠摩罗什之前,经历了「格义」和「六家」阶段
慧远
后赵石氏佛学和经学并重,影响慧远思想
「白莲社」——中国净土宗之始,崇拜阿弥陀佛(无量寿佛)的西方国土。与道安的弥勒净土差别很大❓
净土思想流行很早,但是流行于上层阶级,则是从慧安开始。
继承道安学风:广泛介绍外来佛经准确把握佛教本意+坚持以佛教适应本土需要
贡献:
- 将佛教和儒道调和起来,也同时使佛教自觉走向了为整个封建制度服务的道路。
- 重视佛教神学基础——三世报应说,大力提倡神不灭论。将外来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中国佛教特有的神学理论。
南北朝佛教
此时佛教与政治进一步融合,君主把佛教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
中国内地佛教对西方佛教产生影响
西行求法活动兴盛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翻译最兴盛的时期
“阿毗县”采取论辩和解释名相的形式以发挥佛家思想的一种体裁,比起“经”,的结构松散、语言模糊来说,体系严密,定义清晰,更易于吸引一类循文求义的知识僧侣。它的盛行,表现了人们探索外来佛教本意的兴趣在普遍加深。
昙无谶
《菩萨戒本》——「四波罗夷」法
《大般涅槃经》:肯定众生皆有佛性,同时肯定众生皆能成佛。因此风靡全国。
南北朝的多种佛教师说
- 三论学:《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学者多善辩
- 涅槃学
- 毗昙学
- 成实学:否定「心性本净」,强调「心性」是后天形成的
- 地论学:
- 摄论学
- 禅学
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涉
汉魏佛教依附于传统文化,自三国起,佛教和道教在宗教观上分家。东晋以来,佛教开始贬斥儒家思想。
慧远
佛为内道,儒为外道,内外道可合。
- 主张佛教的社会教化作用,维护封建统治。
- 以儒家孝道和积德积善理论+道家「神不化」=「神不灭论」引入业报轮回体系。
- 贬低「天地」地位(周易、老子),认为这些属于世俗世界,不能和佛教出世领域相比。
- 帝王为世间尊,佛比帝王高。但是帝王是菩萨行的一个阶梯,帝王也可以成佛,帝王和佛殊途同归。
周颙:道家贵虚无,把无放在有之外,实际是把有无分裂,造成入世和出世的对立。佛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非有非无为为最高境界。此说基本划清了释老在哲学本体论上的差别
北朝灭佛
僧官制度最早出现在北方。魏道武帝,以「法果」为「监福曹道人统」
- 北魏太武帝灭佛
- 北周武帝灭佛(建德六年)
佛教中心的转移(7-10 世纪)
这时,天竺社会出现长期割据和混战的局面。
佛教的逐渐退缩,导致了佛教的「经院化」和「密教化」。导致出现了向东传播的大趋势,形成「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12,13 世纪,佛教从印度土地完全消失。中国成为世界上佛教最兴盛的地方
隋唐开始,儒释道三家都在维护君主统治。以儒为主,释道为辅。但是佛教精密的哲学体系深刻改造了儒家的思维模式。
隋唐时期佛典翻译的特点:重译多+密教多
佛典章疏开始盛行
「语录」和「传灯录」开始大量出现,成为唐五代以后,中国佛教表达自己思想的最重要的形式。
佛教宗派的形成
由南北朝的师说发展为大型宗派,是隋唐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
关于隋唐佛教宗派的划分,中外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创立于隋代的有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产生于唐代的有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和藏传佛教。
天台宗
先驱:惠文、慧思
创始人:智觊
「天台三大部」:《法华正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
基地:天台山、荆州
教义:以智觊的宗教修持法为主要内容,其核心是止观学说。
「止观」本来是修持的一种方法,智觊上升为解脱的根本途径,概括为佛教的全体。
「止观」学说最早来自于鸠摩罗什的大乘中观派的「实相」论。
如何通过止观,获得佛智,把握实相,就成了天台宗全部止观的出发点和归宿。
智额将慧文的“一心三观”,提炼为“圆融三谛”,使他们的止观学说完全成熟,也就是把世界人生定位在假与空的联结上(中)。
智觊晚年提出「一念三千」
「一念三干」是用来说明世界本体的。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各有自性,互相依赖,互相渗透,形成一个全体,不生不灭,“法界本然”,遍存于人的一切心念之中。
智觊发展出「性具善恶说」
最后,提出了“五时八教”的判教说,为天台宗的建宗和确定主导地位制造经典和历史根据。
三论宗
创始人:吉藏
借助只破不立的方法,批判一切执着,溶解一切不可溶解的观念
三阶教
创始者:信行
三阶教提倡“解”、“行”并重。它的基本理论是三阶普法说,最重要的实践是“无尽藏行”
把对他人的「普敬」和对自己的「认恶」结合在一起,称为「普行」
反对净土信仰,主张「地藏菩萨」
唐代佛教
寺院经济:比置庄田,恣行吞并
禅师的大规模兴起,产生「禅林经济」(农禅经济),到后来,禅林经济走向世俗地主化
玄奘
玄奘在国内主要学习《涅槃经》和瑜伽行派和有部诸论
发展道安「五失本」「三不易」,提出「十条」「八备」+「五不翻」。
法相宗
哲学思想——《成唯识论》
发展唯识的「唯识无境」——「无境有识」
「三类境」颂:‘性境’不随心,‘独影’唯从见,‘带质’通情本,性、种等随应。
它把当前真实存在的对象(性境)和纯属主观幻觉、回忆、想像中的景象(独影境),以及确有实事被反映在内的心识活动(带质境)分别开来,从而改变了通常将幻境与实境模糊不分的弊端,无疑是一大进步;它特别承认,反映在前五识主观影像(相分)中的,乃是一种“不随心”而存在的实物(“质”或“本质”),这又使它添置了某些朴素唯物主义的成分。当然,这里讲的“性境”,仅指直觉的对象;而将意识对直觉的综合表象,列入“独影”;所谓“本质”或“质”,则依然归结为“种子”的派生物(即八识之相分色),所以始终不能冲破唯识家在世界观上的一般框架。
华严宗
得名:阐扬《华严经》
华严宗用来解释人生和宇宙发生的理论是“法界缘起”。所谓法界,定义为“总相”(共性、一般)和诸法之“因”,具体指一切众生本有的“无二真心”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
「六相圆融」
「十玄无碍」
贡献:系统解释了个别和一般的关系
禅宗
禅宗初期特征:聚徒定居,坐作并行,不读经,不共人语。
发扬禅宗成为全国最大宗派:弘忍
弘忍新发展:把禅贯彻到日常劳动中,改变凡禅必坐的传统,根本上改变禅的面貌。
弘忍自说其信仰依据在《楞伽经》,其实解释十分随意,目的在于排除外派的干扰,专注在内心调节上。
禅宗受到统治者追捧,内部矛盾急速扩大。
一般认为,慧能的代表作是《坛经》,典型思想表现在他用以与神秀对抗的偈上。事实上,法海本《坛经》记的是两个颂,即“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染尘埃”和“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这两个偈的哲学基础并不相同,前者倾向般若性空,后者是《涅槃》佛性论,但二者又都承认“心性本净”,与神秀的观点并无原则区别。这反映《坛经》容纳的理论很杂,引用《楞伽》、《起信》、《金刚》等经论的痕迹就很明显
中唐佛教两大特点:禅宗各宗派相互攻击+密宗勃起
「五家禅」:五家七宗的哲学特色不多,始终保持一种杂糅诸学,随机应境说教的倾向。直到宋初,普遍劳动、上下均力的制度没有大的改变。而思想上更趋超脱,追求伸屈自由。禅师间平等竞争,十分激烈。因此,“应机接物”、“开堂说法”的成败如何,也就成了决定禅师地位的重要因素,处理好宾主师徒间的往来酬对,则变成了日常重要的议题。禅宗五家各有自己的“家风”、“门庭”、“宗眼”(宗旨),主要表现为这种应机接物的方式,当然也反映一定的思想内容。
密宗的兴衰
「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
五代十国佛教
彼时,经济南移。所有五代王朝均限制佛教。但只有周世宗限佛真正做到阻止佛教扩张。
吴越佛教的最大贡献是提倡「三教合一」
吐蕃佛教
莲华生
桑耶大誓
密禅之争中,摩诃衍失败,赤松德赞下令禁止汉地佛典流通,不许学习禅宗教法。
朝鲜佛教和日本佛教的建立(7——11世纪)
朝鲜
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佛教传入,新罗统一全国。260 年后,高丽王朝取代。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11——18 世纪)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11世纪—— )
所谓“道学”或“理学”,即新的儒学,强烈呼唤捍卫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新儒家们希望通过对个人生活基本需要的限制和自我的道德完善,求得国家的安定与强盛,增强民族气节。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忠报国、慷慨悲歌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多开始在这个朝代出现。其结果,王朝的对内统治空前强大起来,却无从形成任何足以促使它振奋不已的机制;对外则越来越懦怯孱弱,使整个民族不得不长期在屈辱和苦难中挣扎。人们普遍希望用节食、禁欲和道德规范来强化国家的统一实力,这反而支持了君主集权政治的穷奢极欲和腐败无能。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直至宋终。
宋代佛教的儒学化
相比前代,弱国下更表现出积极入世。
宋代禅宗
灯录和语录的编幕:禅寺的经济发展和大寺禅院的兴盛,禅僧同官府及士大夫的结交日益密切,大大推动了禅风的变化,其表现之一,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老传统,转变成了以阐扬禅机为核心、“不离文字”的“文字禅”。与此相应,编纂“灯录”和“语录”成了宋代禅宗的主要事业。
宋代净土宗
净土广泛和禅、天台结合。
元代佛教
元代喇嘛教
元统治者扶持喇嘛教以沟通西藏关系。
终元一世,都以喇嘛为帝师
喇嘛教统治全国佛教。
明代佛教
即利用又整顿,着重在控制。
切断和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滋事造反。
继续维持喇嘛待遇,以此控制西藏。
「善书」「宝卷」
清代佛教
在文化领域,大力崇奉孔子,提倡理学,禁止文人结社,实行空前严格的思想统制。对内地佛教继续采取利用,但从严控制的政策;对喇嘛教,则主要当作羁魔蒙藏上层、巩固中央统治的手段。